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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植物学的崛起:科研其实就是穷人的游戏

刘光裕 版纳君 2021-05-30

雅典学院:古代学术是贵族的游戏


今年是2019年,恰逢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年。全国范围内,各大媒体大张旗鼓地谈论五四运动,纪念“五四精神”,教育青年一代要有爱国精神。


遗憾的是,大家在拼命强调爱国与进步的时候,忘了五四精神一共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特别是科学,理性和批判思考问题的精神,似乎被社会主流彻底淡忘了。


官方机构、公众和媒体的淡忘与忽视,恰好说明,一百年过去了,科学的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和广泛的接受。“科学”并没有成为思考问题的方式,只不过是一句句响亮的口号罢了。


前不久去美国参观学习,感慨我们很难建设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那样鲜活的展教体系。国内即便是最顶尖的学术和教育机构都是一层皮,核心压根没有学会。今天再次受到日本一讲毛虫的图鉴的刺激,再次引发了大家对科学与教育的讨论。


总结诸位青年科学家的看法,就是“科学都是那些贵族玩的游戏,我们尚且处于发展阶段,还不具备那样的经济实力。”


事实上,大家公认的种种“科研是贵族活动”的思想是不正确的。


现在的科研其实就是穷人的游戏。古代贵族都是自己掏腰包,现代科研通过“项目”驱动,穷人科学家也可以“游山玩水”(野外科考),探讨哲学(做学问)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得从现代科学项目制的建立说起。2017年,nature有一篇书评,讲述了19世纪著名的博物学家小胡克,是如何在资金短缺的背景下,推动整个英国皇家学会改革的。

nature评论文章:胡克一手缔造了植物学


小胡克,全名为约瑟夫·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他父亲就是邱园的主任(又名大胡克),他因此受到影响,全世界跑,到处采集植物。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把喜马拉雅山区的杜鹃野生资源带回英国,强烈的刺激了英国人对杜鹃花的狂热,最终演变成整个欧洲对杜鹃的痴迷。众多的植物科考,奠定了胡克成为19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胡克在锡金采集杜鹃花。他撰写了The Rhododendrons of Sikkim-Himalaya (1849)一书


在19世纪,小胡克虽然学术和名声上均取得较大的影响力,但他事实上并非贵族,科研资金还是个大问题。与达尔文等不同,小胡克一是家底薄,没有什么财产,自己也不是贵族;二是他所从事的植物学,在那时候还不成熟,被认为过于重视收集与描述,属边缘学科,不受重视。


由于植物标本收集之顾,小胡克与达尔文成了交心的好朋友。小胡克在阅读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与物种起源的书信和手稿之后,很快成了进化论的支持者,并在收到华莱士的书信后策划了先在林奈学会上宣读达尔文的理论的办法,亲自将进化论介绍给学术界。


小胡克先后成为,英国科学学会会长,皇家会长,邱园第二任园长等,为了更好的发展植物学,改变植物学的地位,小胡克也借达尔文进化论的强大影响力,把植物园收集和分类的重要性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Using evolution to put plants in their proper place within the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was also a way of putting botany into a better place within science.(借力进化论,小胡克把植物系统分类在科学界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Hooker's career bridged the old world of patronage and the new one of government-funded science. The latter opened careers to the relatively poor, but at the cost of bureaucratic interference and that “lengthening chain of correspondence”.(借力进化论,小胡克把植物系统分类在科学界的地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博物学家达尔文、地理学家莱尔和植物学家胡克,三人是进化论最早期的坚定支持者


更为重要的是,小胡克作为学术皇家学会的领导,他结合自身没钱苦苦支撑的经历,改变了科学运作的方式。


小胡克在年轻的时候,曾写信给父亲,说要是自己成就不了一番事业,成为伟大的博物学家,那责任不在于我,而在于植物事业的资助实在太少。


利用自己独特的学术地位,小胡克把传统的科考资助方式,改为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模式,使得很多没钱的科研人员也能够从事科研工作。这种政府资金支持的模式,很快在众多领域和学术机构中得到认可,整合到全世界各国的体制计划之中。我们现在的各种基金,项目、工程,就源自穷人科学家小胡克的改革。


换言之,当代科研制度就是为“穷人”设计的科研模式,早已经不是19世纪的贵族科研模式。很多人,张嘴闭嘴讨论的没钱,需要贵族精神等等,或多或少都是没找到问题,为不好好干活而找出的借口而已。人心浮躁,制度有缺陷,或者科学改革不够彻底,教育出问题等等,我们需要在其它方面寻找病源。


Hooker's career bridged the old world of patronage and the new one of government-funded science. The latter opened careers to the relatively poor, but at the cost of bureaucratic interference and that “lengthening chain of correspondence”.(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小胡克把传统的科考资助方式,改为政府专项资金支持的模式,使得很多没钱的科研人员也能够从事科研工作。)


1888年皇家学会会员合影:赫胥黎、胡克、高斯、达尔文、莱尔等众多牛人都在其间。你认识几人?


正如我们大多数人对当今中国学界“贵族精神缺乏”的反思和坚信不疑一样,西方也曾怀疑胡克的这种做法。国家支持会不会弱化西方“贵族精神”? 对科学的追求,本身是对知识的追求,科研项目化会不会让人变为“对项目的追求,对资金的追求,而非对知识分享的追求”?有人嘲笑小胡克的这种“项目化的追求的新贵族精神”,确实西方学术同行也有追求项目化的趋势,但更多人对科学的追求,不正是一种新式的科学贵族精神吗?世事洞明皆学问,很多学问其实也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很多很多科研资金,其实也都打了水漂喂了白眼狼。


以植物学为例,我们从小胡克的身上可以隐约看出,穷人家出生之人或许才是最能在植物学领域坚持的一批人。你觉得呢?



参考资料:Endersby, J. (2017). Botany: he made plants a profession. Nature, 546(7659), 472-473.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Kew、论文和 the Wel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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